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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外開放篇：穿透時代的戰(zhàn)略擘畫
（廈門日報）1985年，國務院批準將廈門經濟特區(qū)范圍擴大到廈門全島。這年夏天，剛到廈門工作不久的習近平同志來到東渡碼頭調研。在高聳的橋吊旁，他向工作人員詢問能吊多少貨、工作效率怎么樣。
2024年10月，習近平總書記再次來到廈門，考察中國（福建）自由貿易試驗區(qū)廈門片區(qū)，明確提出“穩(wěn)步推進制度型開放，對接國際高標準深耕細作”。
四十年，幾乎從同一個地點出發(fā)，兩句話遙相呼應。前一句叩問的是“開放的能力”——我們能不能把箱子吊起來；后一句擘畫的是“開放的境界”——我們能不能參與規(guī)則制定。這中間的距離，正是廈門港走過的路，也是中國對外開放從“量變”到“質變”的生動縮影。
“效率之問”催生改革破題
能吊多少貨、工作效率怎么樣——這兩個問題之所以穿透時空，在于它們點中了港口競爭的本質：開放不是等來的，是用吊每一個箱子的速度拼出來的。
20世紀80年代的廈門港，只有兩臺橋吊，一臺一年僅能完成3.5萬標箱，而國外同類設備能吊10多萬標箱。差距體現(xiàn)在設備上，也體現(xiàn)在運行邏輯上——人機配合效率低下，船舶壓港現(xiàn)象頻發(fā)。這種“硬件落后、軟件更落后”的困境，恰恰是當時中國沿海港口的普遍寫照。
問題倒逼改革。廈門港沒有坐等國家撥款購買新橋吊，而是通過稅利分流改革，把賺來的錢投入再生產。改革第一年，廈門港務局賺了2000多萬元，沒幾年就賺了七億多元。
正是用“向內改革”撬動“向外開放”的邏輯，讓廈門港從兩臺橋吊起步，一步步走向全球樞紐。
戰(zhàn)略遠見引領格局重塑
“廈門港40年的跨越，最令人驚嘆的不是1250萬標箱這個數字，而是《1985年—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(fā)展戰(zhàn)略》的前瞻性——錨定‘東南沿海中心樞紐港’的目標，讓廈門港從兩臺橋吊起步，逐步成為千萬級集裝箱強港！睆B門自貿片區(qū)管委會規(guī)劃建設局局長張慧瓊感慨道。
彼時，廈門港面臨腹地小、周邊經濟總量不大的先天短板。破局之道在于：既然陸地向內延伸有限，那就向海洋要空間。
近年來，廈門港從“腹地經濟”向“航線經濟”轉型，成為全球航線網絡上的關鍵節(jié)點。截至2025年底，182條集裝箱班輪航線如觸角般延伸至53個國家和地區(qū)的145個港口。
“絲路海運”命名航線達148條，通達48個國家的150座港口，廈門成為“海絲”核心區(qū)戰(zhàn)略支點。
這種轉型賦予廈門港極強的韌性。2025年，在全球外貿承壓背景下，廈門港仍完成集裝箱吞吐量1250.77萬標箱，貨物吞吐量2.11億噸，實現(xiàn)雙增長。鋰電池出口占全省90%以上，儲能集裝箱常態(tài)化出海，廈門港精準卡位“新三樣”風口，成為新質生產力的出海樞紐。
從“適應規(guī)則”到“參與制定”
1985年，廈門港年吞吐量3.5萬標箱。2025年，這個數字變成了1250萬。
數字的增長固然令人振奮，更值得深思的是數字背后的邏輯演進：從“能吊多少”的效率追問，到“制度型開放”的規(guī)則引領。
什么是制度型開放？就是從“邊境開放”轉向“邊境內開放”——規(guī)則、規(guī)制、管理、標準的國際化。對廈門港而言，這意味著從“把箱子吊起來”的效率競爭，升級為“讓規(guī)則跑起來”的制度競爭。
以鋰電池海運為例。作為國際海運第九類危險貨物，鋰電池曾面臨“船東不敢裝、港口不敢接”的尷尬。廈門自貿片區(qū)沒有坐等國際規(guī)則出臺，而是主動出擊——聯(lián)合海事、港口等相關部門，在全國率先推出首部集裝箱式鋰電池海運安全指南，又于2025年9月1日啟用全國首個針對該領域的專項合同范本，從技術標準、應急處置到保險理賠、糾紛解決，構建起全鏈條保障體系，為鋰電池“出！变伨汀包S金水道”。
從“對標”到“接軌”，再到“制定規(guī)則”——這正是當年“效率之問”在新時代的延伸：當中國產業(yè)走到世界前列，開放的內涵便不再只是追趕與適應。誰能率先建立標準，誰就能掌握開放的主動權。
四十年，從東渡碼頭出發(fā)，廈門港用“效率之問”開啟了改革破題之路，用“樞紐之志”完成了格局重塑之變，如今又在“制度型開放”的新航程中，續(xù)寫著一座港與一個時代的“雙向奔赴”。
專家觀點
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政治學教研部副教授張婷：
從“效率之問”到“制度之思”
從“兩臺橋吊”到“世界強港”，廈門港的發(fā)展，深刻印證了習近平經濟思想中“問題導向”與“改革精神”的時代力量。
“效率之問”切中了當時中國發(fā)展的核心命題，從具體生產環(huán)節(jié)的堵點切入，將改革的目光從政策優(yōu)惠的爭取轉向運行機制的優(yōu)化！爸贫刃烷_放”則對新一輪國際經貿規(guī)則下的規(guī)則、規(guī)制、標準和管理的全方位開放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。兩句相隔四十年的囑托，貫穿著一條清晰的認識深化脈絡。
廈門的發(fā)展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。40余年來，對外開放的壓力倒逼內部改革——為適應國際航運規(guī)則，廈門推動政企分設、智慧港口改造、多式聯(lián)運“一單制”創(chuàng)新，每一項改革都直指“與國際接軌不暢”的具體問題；而內部改革積累的制度優(yōu)勢又轉化為開放競爭力——“單一窗口”通關效率提升、港航“信易貸”破解融資難題，使廈門從僅有兩臺橋吊的支線港蛻變?yōu)槿虍a業(yè)鏈布局的優(yōu)選地。
這種從“硬效率”到“軟制度”的遞進，正是中國開放從量變到質變的生動注腳。
作為新時代對外開放新高地，各地自貿片區(qū)是規(guī)則對接的“壓力測試場”、制度創(chuàng)新的“源頭供給地”和開放安全的“平衡器”，要擔負起以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系統(tǒng)性制度集成創(chuàng)新引領我國制度型開放的使命。
從東渡碼頭的“效率之問”到自貿片區(qū)的“制度之思”，廈門的故事印證了一個道理：改革開放永遠在路上，而“問題導向”是前行的羅盤，“改革精神”是不竭的動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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